第四十四章

第四十二章 日本也不是铁板一块
　　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，日本人是最团结的，中国人是最好内斗的。其实日本人也是窝里斗。不同政见者之间互相倾轧，相同政见者、不同派系之间也互相倾轧。
　　日本人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，直到七年后才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，中间相隔了七年，虽然有国内经济、世界形势的因素影响，内部互相掣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日本对华的一步步侵略，国民政府一步步妥协，最后全民族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，绝不像历史教科书写得那样简单。
　　首先说日本明治维新。明治维新是由日本地方上具有维新思想的藩主们(长洲、土佐、萨摩等藩)结成联盟军打败幕府军队实现的。当时藩主们都是实力派，所以明治维新导致了藩阀政治的出现。藩阀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地缘上的人脉关系作为基本单位，并赋予其组织性功能。二十世纪初，日本海军由萨摩藩把持，陆军由长洲藩把持。就拿陆军来说吧，只要是长洲籍的军官，升迁的机会多多，如果不是长洲籍的军官，任你多有才华，都很难升迁。很多富有理想和才华的年轻军官就是因为不是长洲籍，想一展抱负都不可能。所以在下层军官中是非常痛恨这种藩阀势力的。这些下层军官为后来推翻藩阀政治做了人才上的准备。由于藩阀势力是军队里掌握大权的势力，所有国策都是有藩阀提出和实施的。“预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；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满蒙”就是长洲藩首领田中义一提出来的。他提出来了，就是国策，天皇只是一种象征。
　　日本的政党政治最早出现于明治维新后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，以反对藩阀专权、要求政府设立民选议院为政治诉求。应该说它从一开始就站到了，藩阀政治的对立面。
　　提到二战的日本就不得不提到日本法西斯、日本天皇、昭和军阀中的皇道派和统制派。
　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日本以解救各国战俘、收回协约国物资为名出兵西伯利亚，干涉苏俄政权。刚刚出兵，国内就爆发了“米骚动”，全国32个县都爆发了贫民抢米的暴乱，有七十万人参加。日本政府害怕日本也会出现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式的革命，所以不得不同意由政党组阁。
　　但是米骚动也促成了另一种政治思想的出现——法西斯主义。日本的法西斯理论是由北一辉泡制出来的，由大川周明进行删改完成的。日本法西斯主义包括种族优秀论、国家至上论、天皇至上论、意志至上论、强权和暴力就是真理论。日本法西斯主义为日本实行对外扩张、为日本富有理想和抱负的下级军官打到藩阀政治、政党政治提供了理论主导和精神支持。
　　裕仁天皇，1901年出生，1916年被立为皇太子，1919年冠成人礼，1921年摄政，1928年行即位大礼。裕仁天皇自幼受武士道教育和儒家教育。但是我想裕仁天皇绝不如此简单。1921年出访欧洲时他做过两件事：一是为驻欧洲的日本武官、观察员举行了一次宴会，参加宴会的都是少壮军人。二是曾微服出游购买了一尊拿破仑的半身像。购买回来的拿破仑半身像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。他所宴请过的少壮军人后来都被召到宫中听大川周明讲法西斯主义，都成了侵略战争中赫赫有名的人物。大家都知道拿破仑最崇尚武力征服了，但是拿破仑同时也是一个独裁者。没有人知道裕仁天皇在内心里有没有将自己和拿破仑做过比较。二十岁刚刚出头的裕仁一定也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，渴望施展抱负、建功立业，让日本帝国成为世界强国。而且我想裕仁天皇一定看过康熙皇帝如何亲政方面的书。他扫清藩阀政治的过程，与康熙帝有一曲同工之妙。
　　日本少壮军人有法西斯主义作理论指导，有裕仁天皇背后支持，对付藩阀势力、和政党政治势力，还不有如高宠挑滑车一般？日本少壮军人通过炸死张作霖，让藩阀势力的代表田中首相下了台，通过一次次刺杀，让政党政治在日本彻底终结。
　　终于日本政府只能听从这些少壮军人的意思了，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天皇的意思。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昭和军阀。但是国内没有了绊脚石，他们之间却发生了分化，产生了尖锐的矛盾。以荒木贞夫大将为首的，被称为“皇道派”，这派人主张采取激烈的行动进行扩张，而且应该首先进攻苏联。以永田铁山为首的被称为“统制派”，认为日本还没有做好和西方国家、苏俄作战的准备在日本工业化没有完成前，争取充分消化满洲。永田铁山最终被一个叫做相泽三郎的中佐，用一把日本军人总是用来屠杀中国人的刀，杀死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。永田铁山之死深层次原因就是统制派的观点和天皇的观点不合，而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。永田铁山死后，陆相林铣十郎辞职。裕仁天皇训诫新陆相的第一句话就是“陆军必须是天皇的陆军”，第二句话是“天皇本人意欲亲督一切外交事务及军事工作。因此，在作一切决定之前先要想天皇奏报。”这个时候是1935年8月。裕仁天皇在即位七年后开始了亲政。
　　江青在文革的时候老是叫嚷“党外无党帝王思想，党内无派千奇百怪”，让人听着很刺耳，可是细细想来，那个党内无派呢？国民党有左派和右派之分，共产党也有左派右派之分。就是我们看来最讲团结的、最讲服从的“大日本皇军”还有统制派、皇道派之分，还屡屡发生“下克上”的行为呢。其实我们看到的历史，往往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和历史真相的距离可能越来越远。
　　日本陆军内“皇道派”和“统制派”矛盾尖锐，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也有尖锐的冲突。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是日本陆军内的两个山头。华北驻屯军资格很老，它是日本根据《辛丑条约》驻扎在北平至山海关沿线的部队。华北驻屯军到了1935年还只有三千多人。关东军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派驻在旅大地区的部队，九一八事变后才迅速扩大起来的部队。部队由一万多人扩大到十万人。所以关东军很瞧不起华北的同行，总是对华北驻屯军指手画脚。
　　任何时候，部队都是讲实力的。这个道理放在哪里都是用。李云龙如果不是有一支善打硬仗的部队，也不能在和尚死后，为了给和尚报仇敢将和他平级的孔捷捆起来。张国焘如果不是手下有八万精锐之师，也不敢和党中央搞分裂。
　　看着关东军通过九一八事变富得流油，华北驻屯军总也想搞出些事来，好借机扩大势力。这真应了现在流行的那句话了——“有为才有位”。华北驻屯军想搞出点事来，但是又深感兵力不足。想借用关东军的力量吧，又怕关东军势力进来后，会打破华北驻屯军一统天下的局面。而关东军入关也想插手华北事务，同样也深感兵力不足。于是长城抗战后，日军不得不改变策略，改用军事威胁为辅，政治手段为主谋取华北。
　　政治手段谋取华北就是日军惯用伎俩——搞自治，用“中日亲善”“经济提携”为手段，通过自治使华北同中央政府实际分离。